當下興起的職業陪診服務正受到不少追捧。8月14日，北京商報記者調查了解到，越來越多老人、孕婦和單身青年開始在就醫時選擇陪診服務。從掛號取號、科室引導、排隊繳費等在醫院內的一切事宜都由陪診師代為處理。實際上，作為近幾年出現的新事物，“陪診師”的業務內容更加細化，不少平臺和個人還做起了代問診的生意，以解決異地就醫客戶的需要。但在目前的陪診市場中，仍長期存在入行門檻低、從業人員背景魚龍混雜、行業收費標準不統一等現象。
220元買來的陪診服務
北京人王明(化名)最近犯了難。長期在杭州工作的他無法照顧到遠在北京的姥爺姥姥。這天姥姥在家摔倒了，年歲已高的姥爺感到束手無策，一個老人怎么帶另一個老人去醫院看病成了大問題。王明又急又慌，“崴腳這樣的小事發生在年近古稀的老人身上，稍不注意就會造成不可逆的傷害，即使我馬上請假趕回去，也怕耽誤老人就診”。
抱著試試看的想法，王明第一次嘗試在平臺預約了陪診服務，“我當時選擇的是半天陪診服務，一共花費220元”。
下單成功后，王明接到了陪診平臺的電話，在詳細溝通過老人的身體狀況后，平臺派了陪診師前往家中接老人去醫院就診。在到達醫院后，陪診師一邊與王明保持聯系，一邊按照就醫流程嫻熟地帶領老人進行各項檢查，當天下午便順利完成了整個就診服務。這樣的經歷讓王明意識到，陪診師確實能給他這樣身在外地的子女解決實際問題。“如果之后我再遇到類似的情況，還是會選擇請陪診師上門服務。”王明告訴北京商報記者。
除了給父母點陪診服務外，也有人選擇給自己下單陪診，獨自在北京打工的小豪(化名)就是其中之一。作為一個“北漂”青年，小豪對北京醫院的就診流程很不熟悉，但他既不想麻煩朋友，也不想耽誤工作。于是他選擇通過平臺預約陪診師的服務，小豪說道，“對我而言，陪診師不僅能幫我提高就診效率，也像一個值得信任的朋友，在我生病的時候可以耐心地陪我渡過難關”。
據北京商報記者觀察，目前陪診服務的購買主力雖以年輕人為主，但陪診服務的受眾覆蓋了老人、兒童、孕婦、獨居青年、異地就醫患者等多類群體。從服務形式來看，現有的陪診服務可幫忙接送病患到醫院、陪同病患檢查、代替陪伴辦理各種手續等等。
而在“小紅書”平臺上以“陪診師”為關鍵詞搜索，顯示有超過5600篇筆記。搜索“陪診服務”也有超過3900篇筆記，其中不乏陪診平臺和個人陪診服務的廣告帖。而在淘寶搜索“陪診服務”時，也有超過1500家店鋪，其中既包含較大的連鎖醫療機構，還有提供陪診服務的養老服務機構以及個人組織運營的機構。
新需求“代問診”出現
隨著陪診服務走入大眾視野，這一賽道下的細分需求“代問診”業務也逐步發展起來。據艾瑞咨詢發布的《2022年中國即時配送行業趨勢研究報告》顯示，隨著國內即時配送行業的發展，當下用戶對于陪診等長尾服務的需求呈增長態勢。
萬飛(化名)從事陪診服務已有一年多的時間，目前他還搭建了一個30人左右的互聯網陪診平臺。“我們的服務一般包含取藥、接送、拿報告、陪同等內容。”萬飛表示，平臺上的陪診服務業務訂單在最近一年暴增。在旺盛的用戶需求下，還出現了像“代問診”這樣更細分的業務。
“比如我們有些客戶在外地，想來北京看病，但很不方便，再加上看病掛號和住宿的整體費用都比較高，不如找個代問診服務幫自己操作。”萬飛談道。
有著異地就醫需求的景女士就曾體驗過代問診服務。工作在內蒙古的她在體檢時出現了異常指標，“我想去天津的腫瘤醫院檢查一下，但很難馬上請假去外地”。景女士告訴北京商報記者，為解決異地就醫難題，她花費了300元在天津當地找了代問診服務。
“代問診的工作人員現場排號幫我掛了號，我也把我自己的體檢報告、現有癥狀、既往病史這些資料提供給他，他再去現場為我‘代診’。”景女士向北京商報記者說道，“他幫我把我的情況轉述給醫生，然后記錄醫生的反饋，最后再把他的記錄詳細地告訴我。”
“這種形式既節省了我的時間，也解決了我需要解決的問題，相對來說很便利。”景女士表達了她對代問診業務的認可。北京商報記者也注意到，陪診服務不僅細化出了代問診業務，不少機構和個人還對陪診服務中的其他內容也進行了明碼標價。如在某平臺店鋪內，面向老人的陪診服務定價為30元到1500元不等。其中，輔助推輪椅為每天30元，輪椅租賃為每天50元，全天陪診(9小時)460元等。
魚龍混雜有待規范
在北京市老齡產業協會副會長張憲平看來，當下市場十分需要專業的陪診師。《第四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成果》顯示，2020年我國失能老年人達到4200萬，空巢和獨居老年人達1.18億，面向老年人的陪診服務存在廣闊的市場空間。
需求端之外，陪診師還成為了部分人眼中的高薪風口職業。“‘95后’小伙做陪診師月入過萬”“女子做全職陪診師月入可過萬”等詞條頻頻登上微博熱搜。但目前來看，陪診師這一職業尚未被收錄在人社部發布的《國家職業分類大典(2022年版)》中。對此，BOSS直聘分析師單恭指出：“每一個新職業的誕生，都是經過公開征集、專家評估、論證、征求公眾意見等完整的遴選程序的，需要時間，而且新職業的確定有多個維度的綜合考量。新職業最好是經濟轉型、技術進步之下出現的新產業、新業態，能夠滿足社會發展需要，適應人民生產生活需要，能夠帶動更多就業和市場活力等。”
不僅是陪診師尚未被確立為正式職業，行業內陪診人員的專業規范、收費標準也未出現統一要求。
“目前陪診師的門檻和收費沒有統一標準，有個人陪診，也有機構組織，可能直接上崗的成本會很低。”萬飛表示，“很多人都來做陪診，他們成單幾乎沒有任何成本，所以價格也很低，但服務和質量都得不到保障。”據萬飛透露，目前大多是無業人員和大學生兼職做個人陪診師，有專業資格的較少。
而從收費來看，陪診機構對陪診服務的定價往往依據服務項目而來。但個人陪診師的收費卻不依照項目明細，往往和客戶協商敲定。以北京地區為例，按照小時收費的某個人陪診師收費標準為4小時200元，超一小時加50元，全天400元。
“專業的陪診師應具備一定的醫療知識，同時要有一定的醫療資源，如果空巢老人和獨居老人有就診需求，建議通過社區養老服務中心的驛站聯系陪診師，進行直接對接。這樣如果老年人不會使用智能手機，也不用過分擔心。”張憲平談道。
值得關注的是，若陪診師在陪診過程中遇到病患突發意外，雙方責任如何界定呢?對此，北京卓緯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孫志峰分析指出，陪診中意外事件的法律責任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是違約責任，責任的承擔條件和方式依據陪診師在陪診過程中的權利義務按照其與服務對象合同確認;二是侵權責任，如果在陪診過程中，服務對象產生傷害，陪診師存在故意或過失，那么就應當按照過錯程度承擔相應損害賠償責任。如果存在虐待或故意傷害，構成犯罪的，還要承擔刑事責任”。
而目前已有部分陪診機構開始采取規避風險的做法。如部分機構在開展陪診時明確說明了“80歲以上老人及臨產孕婦還需一名家屬陪同”等。“陪診服務具有一定的專業屬性，應當具備一定的資格準入門檻，或建立機構或人員的備案登記制度，至少也應鼓勵服務人員考取《養老護理(醫療照護)技能水平評價證明》等職業證照。”孫志峰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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